甘青是什么材料(什么叫甘青)
1. 甘青是什么材料
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雪花粉只是一种称呼，形容面色很白。
而特一粉是针对面粉的出粉率来定的。
一般来说，特一粉正规厂家出粉在60％，而一些小厂，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可出到80％。由此可见，单从名称上来衡量上述两种面粉的品质优略还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主要还得看面粉的质地，最好就是两者比较一下，好的面粉从色泽上来说呈现微黄，差的为青白，参了增白剂。
好的面粉非常干燥，差的用手一团就会成团，水分含量很大，闻的时候好的有面香味，差的面香味不足或没有。
提起雪花粉，一般是指将马铃薯加工后得到的一种食品原料，称为雪花粉，其主要应用于速冻食品，膨化食品，面包，鱼饵，快餐食品，婴儿食品等。
2. 什么叫甘青
质量挺好的
公司生产的“甘青”牌系列面粉采用本地当年所产优质小麦精细加工而成，保留了小麦固有的新鲜和麦清香味，于2003年1月首批取得全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资格；先后被评为“十大名牌”产品、“放心面”、“绿色食品”、“甘肃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产品自投入市场以来，以卓越的品质，稳定的质量，合理的价位，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甘青”品牌已深入人心，销售范围覆盖甘肃、青海的绝大部分地区，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远销西藏、四川、广东、新疆、福建等省份。
3. 甘青是什么料子
以下“中国”作现在中国国境线以内解，简单描绘一下考古学所勾勒出的图景：
1.从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开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农业转型。 在华北转型比较迅速，粟作农业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产生大致同步，在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长期伴随着野生食物资源的采集经济——这是各自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在更外围的地区， 如东北、西南、岭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荒漠 等，生计没有根本性改变，或转型较晚，基本与最早的一批文明无涉。由于二里头是文明社会已得到公认，所以最初的文明很可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而且由于东亚与旧大陆其他文明起源中心相距较远、存在一些地理障碍，而且在约2000BC之前较少见到外来因素影响，所以一般中国新石器研究者均认为，相对于西来说的文明本土起源已成定论。
2.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才真正在考古学上能够辨认出物质文化的地域性，进而区分考古学文化和谱系关系（某个地区的早晚文化之间往往有某种程度的承袭演进关系、从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这种文化谱系一经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主有次、有分支也有合流，史前中国就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谱系交织起来的。 其中与文明起源相关的也基本上是后来早期中国的核心区域，主要包括辽西地区、晋陕高原+河套地区、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晋南+关中+晋南+豫中西）、黄河下游（山东及附近）、长江下游（江浙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成都平原等。 这样，与传统的历史书写集中于黄河流域或中原中心说不同，考古学展现更多的是中国文化多元性的一面。
3. 文明如果不是作泛化理解（如伟大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求有科学定义的话，往往是和国家、阶级、城市等相联系，这些概念可以从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抽象出来，但是在考古遗存上的表现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在缺乏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对阶层分化如何产生和维持、行政管理机构如何运行、统治者如何垄断暴力等更接近文明本质的细节知之甚少，所以考古材料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研究史前史需要多学科合作。
上述各地文化不仅谱系不同， 而且手工业、大型公共工程、宗教、战争等因素在参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甚至不同区域文化兴衰的态势也有高低变化、此起彼伏。这也就意味着很难用一把刀把当时中国社会切出前文明和文明阶段，就算要分别处理不同区域，分割的标准也很难事先达成共识。所以文明起源研究已从文明要素的界定、文明化一般过程的比较，转变为针对某一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借用某些学者的概括，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可被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4000~3000BC)，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进入空前繁荣，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其他地区则相对沉寂。第二阶段(3000~2300BC)，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则继续此前的发展趋势，并相继达到各自的高峰；海岱地区约在大汶口中期开启文明化进程并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辽西地区文明化的起步约略同时，却似乎步调更快地走向了当地社会发展的顶峰。第三阶段(2300~1800BC)，成都平原和陕北地区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急转直下，快速凋零，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辽西地区；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赵辉，2006）。
如果一定要给文明化起步时间线的话，环太湖地区是崧泽文化，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代表；江淮地区是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中原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类型（西阴文化），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长江中游地区是屈家岭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是大汶口文化中期；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其他地区可能相对较晚，比如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一期文化，陕北的老虎山文化。
同时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模式一：在自然环境较好的东部、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这方面的考古记录集中体现在墓葬资料中，即通过随葬玉器、象牙器、漆器、精制陶器、丝绸等高档手工业品的数量或质量，以及棺椁的有无、墓葬规模大小等物化形式来表达死者的身份。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的清晰的等级秩序，则反映着社群之间的分化。而为了维持和巩固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模式二：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旱作农业地区，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在这些地区考古记录中，常常见到城墙壕沟等聚落防御设施、大量出土的箭镞等武器，以及乱葬和杀埋活人的奠基仪式，因此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活中的重要内容（赵辉，2006）。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中年代上的早晚可能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不同区域社会是怎样竞争或联合的，各自成败兴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社会对后来中国文明贡献更大而有的看起来就无关……文字材料的缺乏并不妨碍考古学在谱写史前史方面的雄心，所以也希望知乎读者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文明何时何地起源的问题，或者互相攀比竞争哪种文化更能代表“最早文明”等荣誉称号，多问一些为什么，也能更好地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而且，在一个万邦林立的演化场域中，每一个地域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哪个不起眼的遗址就保存了重要的文明基因，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所启迪。考古学揭示了众多被历史书写所遗忘或至少是记忆模糊的文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它们抱以温情和敬意。
参考文献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
4. 甘青是啥
甘粮面粉适合蒸馒头，劲稍小点，甘青面粉适合做拉面条，劲大点。
5. 甘青有什么功效
青海高原古羌自古就与中原华夏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是古代西域、南亚文化与华夏文化沟通的重要通道。尽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但就在这天老地荒、雪域绝境、大漠草原之间，古老的高原民族为了生存、迁徙和交流，以无畏的气概、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探寻高原与外界的通道，看到外部精彩的世界。应该说这是古羌在这一地区自身发展的历史记录。从人类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民族的发展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至深。古羌从青海高原走出，散布到五湖四海，立起了千邦万国。 青海历史上古羌悲壮的 三次大迁徙 据历史记载：羌人第一次远古时代的大迁徙，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 一是炎黄两大羌戎部落中若干部分相继东迁，炎帝部落达今山东一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国语?周语》说：“齐、吕、申、许由大姜”。说明当时从河南到山东有相当众多的古羌戎后裔。随着羌戎东迁山东半岛，古代羌戎中流传的昆仑神话也随之东传，形成了蓬莱神话。根据《泰山记》、《登泰山记》、《名山揽胜》中记载：北方广为流传的碧霞元君常说“尝礼西王母，七岁问道法”。说明西王母不仅是古羌首领而且还是一个传教布艺的大师，碧霞经常去请教学习她。还有，西王母除周穆王崇拜她外，尚有汉武帝、东方朔、董仲舒、三茅真君也曾多次求见过西王母。这就说明古羌影响巨大，在华夏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就华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分看，华指早期定居于中原地区并进入“力农学务”农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从中国西部，包括今甘肃、青海地区逐步东进到中原地区，并从事农牧的羌人。此前称羌，“穴居野处，采牧为主”的牧羊人，到中原后，称为戎，意为弃牧从耕的人。如此看来，历史不能不说“华”和“夏”以显示华夏族的正宗正统与不可替代性。 二是羌戎自陕甘青地区西迁到今新疆西南莎车、疏勒至葱岭以西帕米尔高原。《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日若羌。若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更往西有“西夜国……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可见，古代羌戎西迁西域者为数很多。这些记述清楚地表明，如今居住在新疆地区的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等少数民族族源无论如何与西羌族难以分割。有记载说，希腊公元前550年瓶画《赫克利斯与海中圣怪特立同比武》正与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纹盆相仿，亦见之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地的岩画也同工异曲。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谓天为“撑梨”、“唐代译突厥语”为“登里”，今土耳其诸族称天为“撑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中就指出了这条古代羌戎走过的交通路线。西迁的羌戎可能在夏商周之前，已经成为后来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各族的先民了。 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这次迁徙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生活在青海等地的先民族被称为“古羌人”或“西羌”。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大约与华夏族差不多同时期，我国古羌族业已形成，“羌文化应是与华夏文化同样的古老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河湟羌人开始向农耕过渡。秦始皇时，曾筑长城设防，西阻羌人。这一时期的中原王朝，特别是秦国的崛起，给中原文化圈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这种强势必然导致开疆拓土的国内战争，从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戎，至西汉时期频繁的羌汉战争，迫使羌戎各部落向黄河、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的云、贵、川、藏及青南高原广大西南地区迁徙，并与土著相融合，形成后来的藏、白、怒、哈尼、傈僳、纳西、拉祜、普米、阿昌、土家等族的先民。毛佑全、李期傅所著的《哈尼族》中说：“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纳西、拉祜等民族，同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据汉文史书记载：氐羌群游牧于青海高原，其中有一部分逐渐往南迁流，散布到川西南、滇西北、滇东北广大地区。让人一呼三叹的是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铜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铜像特别引人注目，其造型端庄、柔美、慈惠，在众多的出土文物，如纵女人铜像、金杖、鸟头铜像中，这一尊女性铜像是唯一的，显得弥足珍贵，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应当说，三星堆文化遗址代表的是古蜀国蚕丛时代，其国王当为男性。然而，以古蜀国如此发达的文明，却要供奉这样一尊女性铜像，可见其非同小可。多数学者认为青铜女像即是西王母。西王母属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国，显然是由氐羌人建立，应属西王母的后世子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独独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据考证，古蜀国约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羌当在五千年前，史书上有古羌人曾南迁的资料，这证明古蜀国与西王母有渊源关系，而西王母当然属于他们的始祖和祖神被隆重祭祀或供奉，也就尘埃落定。《普米族简史》还记载：“先民起源于西北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川西羌族则直接说“青海是他们的故乡”。至今云南羌族、白族、纳西族等有“叫魂送鬼”的习俗，最后叫到祖先原来的地方去，从青海迁移的都叫“来啊来啊，到青海湖边去!”抒发了一片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据考证，“咸池”是一种乐曲名称，是属西王母音乐系统的，初传到荆楚之地，成为“洞庭之野”，使之开始“畏”，继而“惑”，终而“乐”。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西王母之古韵，而不自得，调律常新。起源于青海昆仑山地区的舞蹈“朗玛”、“堆谢”、“果日谢”、“锅庄”见于彝族的“对角”舞，均属古代西王母舞蹈之类。兴犹未尽、情犹未了之中，曾给这里各民族以重大影响。 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华夏的历史舞台为匈奴、鲜卑、氐、羯及羌等少数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现自己的舞台，羌族与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竞相内迁，建立自己的政权，经过100多年各民族的角逐和交往，把民族大融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经过这次大迁徙大融合后，除了青海果洛地区的党项羌和四川茂汶地区冉龙羌还保留其种部落外，绝大多数羌族已 基本汉化，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青海历史上诸多民族 五次大融合 青海高原地处偏远，在传统的中国“正史”里，这里一直被列入“边外”，视为“夷蛮”之乡。但从秦汉以来，近至明清，却一直冲突不断，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土埋白骨血溅草，月冷黄昏鬼守门”的诗句，印证了历史上很多大的战场都在这里展开。究其原因，一是它地处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边缘，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地，自古是汉羌民族文化冲突的焦点；二是它地处中国西北之腹地，中亚与东亚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民族迁徙及扩张，东西交通往来的需要，必然使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今天，在西宁周边地区，或沿湟源峡西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军事的遗迹障塞墩燧，星罗棋布，使人仍可想见当年这里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大军呼啸于古战场之壮烈画卷。 据《青海随思录》记述，青海历史上大的冲突基本可以划分两类：一类是秦汉时期中原对青海地区的扩张以及河湟羌戎部落对内地的进犯；唐代青海地区吐蕃政权与唐政权的和战纠纷；另一类是吐谷浑时代和元代蒙古族对青海地区的武力征服及占领。恰恰正是这些大的冲突的发生与延续，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开发、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结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也是青海汉、藏、蒙古、回、土族等社会演进到今天这样的格局的重要历史成因。 秦汉时期中原对河湟地区的扩张及开发促进了青海第一次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汉代，汉民族开始大量进入青海，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汉军10万征西先零、封养、牢姐等诸羌(牧驻今湟源、海晏、共和县)，结果羌人战败，大部被归降，还有一些羌人“去湟中、依盐池左右”，也就是退居到青海湖西南诸地。于是河湟有许多空地，从内地迁移一部分汉族从事垦种，这是由于征战，汉民族进入青海之始。 汉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军六万西征羌族。羌族被平定后，赵充国便向汉宣帝三上“屯田奏”，奏文大意是：从临羌(今湟源东)到浩门(今民和)一带，已开垦和未开垦土地有二千顷以上，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各要塞处垦田。同时对湟水流域交通进行整修，从湟峡(西宁小峡)经过丹地(今湟源)到青海湖地区，沿途修路架桥七十余处。这是由于原来征战的将士留下来屯田，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 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携重金到卑禾羌海(今海晏)，下辖四城。西海郡设立，人口稀少，于是又增新法令“犯者徙之西海”，从此犯者人口以千、万记数，这是由于充军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然而随着“五胡乱华”的开始，汉民族或内迁，或被同化，南北朝后即无踪迹了。隋炀帝西巡后，又曾“发天下轻罪徙居之”，然而很快便退出了。 河湟地区属陇西，为金城、西平等郡，包括临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乐都)、允吾(今民和)。全面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和治理。特别是汉代，为了控制匈奴南下，在河湟地区大肆推行屯兵制，以屯田开发资助军饷，以养马设厂为军需所用，于是从内地征调大批汉人丁男戊卒，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屯田牧耕，烽戊逻卒，万里相继，以却强敌。当时政府在西北的牧苑马厂最多达以36所，因罪遣送放牧的官奴罪犯动辄达到数万人之多，马匹数量最多高达40多万匹。军队屯田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河湟地区、河西走廊，远到河源腹地、新疆，甚至到今天的中亚一带。不仅防止了匈奴对汉朝西北边境的侵犯，也大大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青海地区汉羌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后来汉朝设立“西海郡”，“徙者数千”又打通了与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出现了与西域通商的“青海道”，进一步促进了西域各国与青海及内地的经济、文化、商旅往来。 吐谷浑时期是青海地区发生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时间大约在两晋时期即太康四年至十年(公元283年―公元289年)。吐谷浑原是东北鲜卑族的一支，后迁徙至河套地区，20年后晋永嘉之末(公元313年)西晋发生混乱，吐谷浑族趁机率众西行，到了?罕、甘松地区，即今甘南(四川北部)一带。此后跨过洮河，西到白兰即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北至青海湖，以至南达四川西北部。他们在这一地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吐谷浑在青海一带建立了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吐谷浑国，这也是青海地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民族政权。吐谷浑时期，除鲜卑族外，还有羌族、氐族、匈奴、高车、契骨、柔然、契丹、女国、象雄、吐蕃、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这些语言不同、族属不一的氏族部落，经过三百多年漫长的历程，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为青海民族的历史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础。学术界一直认为今天青海的土族，其始祖即当时的吐谷浑族。 这一时期青海地区另一支大的民族迁徙是党项族的迁移。党项本属羌族一支，世居古析支(今青海东南部河曲一带)。吐谷浑占据青海后，一部分党项族为吐蕃和吐谷浑所融合，另一部分融合部分汉人、回鹘人向陕、甘、宁地区内迁，到了今甘肃庆阳、陕北地区和宁夏中宁、固原一带。吐蕃强盛后击败吐谷浑，青海部分党项族再次东迁，主要向贺兰山以东地区迁徙，并进入河套地区，有一部分寄居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当地民族进行了新的融合。 唐代吐蕃与中原关系的发展促进了青海地区民族第三次大融合。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崛起，统一当地诸羌，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国。 吐蕃的兴起给唐朝边境带来了很大威胁，双方发生过大非川、大良川、石堡城等多次大战，最终达成了《唐蕃会盟》，通过和亲政策，建立了甥舅关系。唐蕃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和往来，在今日月山设立第一个茶马互市，从此内地工匠、工艺人又同藏人通婚，为青海地区多民族的融合谱写了新的篇章。 元明清时代蒙古族的扩张形成了青海地区第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宋宁宗元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先后几次对外扩张，西征欧亚，占领了中亚、西亚的广袤土地。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青海藏区和西藏均为蒙古统治，蒙古人开始迁入青海，设有西宁州，包括乐州和廓州(今乐都、化隆)。原来各藏族部落变成了蒙古王爷的封地，青海各地设立了蒙军的台站栈道，各哨卡都由蒙古军人驻守。青海今天藏区许多蒙语地名，诸如“那拉撒拉”、“恰卜恰”、“若兰布拉”、“丹噶尔”、“哈拉库图”、 柴达木、德令哈、希里沟等，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到明清两代，蒙古族又有亦不剌、卜儿孩、俺答汗、却图汗、顾始汗诸部西入几次向青海的迁徙，直到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清政府在《青海善后事宜》中才正式确定了蒙古族两翼二十九族青海的属地范围，核定了青海蒙古族的正式封号，这就是形成今天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基础。蒙古族进人青海，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领地，许多地方的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已与青海当地藏族结合为兄弟一家。 另外，早期藏文史籍一直称蒙古民族为“霍尔”，并云“地在西夏之北”，直到明清，藏族才分称蒙古族为“索布”(阻卜)、土族为“霍尔”。有专家认为，霍尔是“早期对吐谷浑故地的一些非汉人的泛称。”在今青海东部和广大藏族地区有许多与霍尔有关的地名。近代，西藏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也被称为“霍尔”，有“霍尔三十九族”之说；今四川甘孜州所属的道孚、卢霍、朱倭、甘孜、东谷五个地区总称为“霍尔五地”，可见，霍尔曾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部族，这些成为现代藏族的霍尔人必与蒙古人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与古老吐谷浑人的渊源关系。 在蒙古西征的漫长岁月中，蒙古人还以签军的形式将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教徒带回中原内地，并在甘、宁、青、滇等地予以安置。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于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境内，或以军队形式令其屯田自力，或与汉人杂居以定归属，逐步形成了甘青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带。这是蒙古西征之后西北地区又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也是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又一次历史发端。 明代是汉族迁居河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时期，也是青海历史上第五次民族迁徙和交流。从明初开始，汉民族成为青海多民族格局的一支重要的主体民族，一直繁衍发展到了现在。青海邑人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秀英，很有才华，深受宠爱，但有一点不合时尚的缺憾――脚大，因此人们当面尊称为“马皇后”，背后直呼“马大脚”。有一年南京珠玑巷(又说竹子巷或珠丝巷)的市民正月十五闹元宵，有男扮女装骑马戏闹者，被佞臣瞧见，谗言于朱元璋：“男扮女装者，女貌大脚，倒骑在马上，手舞足蹈。”朱元璋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是暗喻我朱家天下倒行逆施吗!孰可忍，士不可忍!回到宫中立令将珠玑巷居民围而杀光。就在这时，马皇后劝言：“爱民如子，仁德宽厚，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下兴，天下兴则社稷固。”朱元璋一听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下令全部发配塞外，撵到了青海。这个传说与《纲鉴总论?广注明朝杀京民条》的注述：“帝(太祖)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日：‘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皇)后脚大也，乃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的记载相吻合。 又据湟源县大华乡的池汗村和塔湾乡的塔湾、崖根、红土湾、后庄、河南、阿家图村，申中乡的申中、韭菜沟村，波航乡的纳隆村，城郊乡的河拉台、纳隆口等五乡十一村1704户家族宗谱的调查(1985年)，其中有1413户、6651人的祖籍在南京江淮一带，系明洪武、浙江、天启年间被充军、移民而来的。 清代入居青海的汉族祖籍，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其中屯边诸多来自江浙、皖、鄂等地，做生意者多数来自晋、陕等地。 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对农业、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开发起过重要作用，也在文化上对其他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6. 干青翡翠值钱吗
干青主要的成分就是钠铬辉石，也就是这种物质使得干青色彩浓绿，由于这种玉石色泽比较浓厚，透明度也很低的原因，所以常常被雕刻成饰品。这种由干青翡翠制成的饰品，往往做得很薄，从而以减少过多的绿色。
干青和翡翠也是有区别的。像在颜色上，干青翡翠又厚又亮，类似于深翡翠，但有时干青的颜色会越来越暗。而翡翠的颜色无论是什么样的，颜色都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包含的颜色深浅也是不一。
7. 甘青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解放前，在八堡(宝)川的群众中，流传的八宝是“仓银、红土、木材、鹿茸、麝香、大黄、甘草。
金：在大通河两良的河床上有大量的麸 金，有黄色或白色麸金，麸金中含有水银，提炼时，黄色变成了白色，白色变成了黄色。
银．在连城铁成沟的银洞湾发现银矿。
红土：在连城 牛站红+沟发现红土，是兰州制造水烟的一种原料。
木材：在连城大通河沿岸，高山峻岭中生长着大量的树木。
鹿茸：在连城水磨沟的吐鲁坪上 有鹿，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硬骨时，带茸毛，含血液，叫做鹿茸，是一种贵重的药材，对虚弱，神经衰弱等有疗效。
麝香：在连城水磨沟的吐 鲁坪上有麝，通称香獐子：比鹿小，没有角，雄的脐部有香腺，能分泌麝香，麝香可以做香料或药材。
大黄：在连城吐鲁沟内有大量的大黄，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花小，黄白色，瘦果褐色，地下块根有苦味，可以做泻药，并有消炎、健胃作用。
甘草：在连城吐鲁沟内有大量的 甘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有毛，花紫色，荚里褐色。根有甜味，可以入药，有镇咳，祛痰，解毒等作用，又可做烟草，酱油等香料。
八 堡(宝)川的“八宝”，是笔者根据八宝川的一位古稀老人的口碑材料，经整理后提供给广大读者。